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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名利场,孕育着人道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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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

在上个世纪,作家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断言的隐含逻辑是:“我是君子谁都怕”。从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对流氓的过分宽容,而对君子,则往往有着过分的苛刻。2004年,很多名人都在对“流氓”的宽容和对“君子”苛刻之间徘徊,并因此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名利场呈现出一片失序。有人建议,现在的名利场需要有一个大扫除,以恢复秩序。
这一政策固然出于好意,但建议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救世主的道德观。它假设,社会可以有美好的未来,可以是十全十美的,可以没有一点丑恶现象,至少名人群体应该如此。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一样,可以定期来一次整体的反思,或者每天来一次洗澡,把身上的污垢清洗干净,最终实现美好的目标,至少对名人社会来说,应该如此。实现美好目标的方法自然有很多种,历史上熟悉的,就是来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或者来一次大革命,甚至在肉体上消灭道德上的受污染者,从而洁化社会。
这样的政策建议愿望固然美好,手段也未必没有可执行性,但历史的实践表明,这样用强力来塑造美好社会,不仅不能给社会来一次大扫除,实现洁化社会的目标,反而让社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动荡,给人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制度学者探讨名利问题,首先探讨人性的冲动。认为,寻名逐利,可以说是符合人性的,而淡泊名利,往往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并且往往是在成名得利之后的二次选择。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简单地否定追求名利,意味着不鼓励人上进,不鼓励人努力,或者说让人一开始就放弃竞争的意愿。显然这不是制度设计的基本考虑。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是要鼓励人上进,鼓励人努力的,自然给上进成功的人以名利,也是社会正常的奖励。当然,已经成名得利的人,选择淡泊名利,也是不失谦虚的表选择。
制度学者探讨名利问题,其次探索名利作为物品的属性。认为,个人可能会把名利当作是有害的,如为名所累,为利所困,但这只是个人的判断,或者是个人在得利之后对其副作用的反思。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会把名利当作奋斗的目标,并且把成名得利当作成功的标志,尽管有人并不以此为唯一目的,而是事业为重,奉献为重。而对于社会来说,名利属于“有益物品”(goods),而不是“有害物品”(bads),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本身贬斥名利,意味着该社会是非理性的社会,或者说其理性的名利结构正在遭到解构。2004年,中国各种各样的名人,正在遭到空前的解构,很多丑闻绯闻,伴随着很多名人。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名利本身得到了解构,还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多中心的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名人不再垄断名气,他们随时面临着新的竞争者,也不再垄断道德,名人未必就是德高望重者。其道德形象,也正在从普世的道德,转向专业领域的道德,也就是职业道德。也就是说,人们将更加关注其作为职业的道德,并期望他们遵守专业领域的职业道德。
在这一解构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在努力成就自己的名利的同时,不必再全方位努力,并且也没有办法全方位努力。他们不必像过去的君子那样,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只要在自己的领域内有所成就,就可以通过现代社会快速的信息流通而成名得利。所以,在解构后的社会里,所谓的精英,就是在某个领域里贡献多、得的多的人,而不一定是该领域德高望重的人。比如,经济学家,在解构前的社会里,往往不仅要学问好,还要人品好,但是在解构后的社会里,经济学家也就是在经济学领域有所成就的人,甚至变成在经济学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士。所谓政治家,歌唱家,在解构后的社会里,也就是在政治上,或者在演唱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并不一定是在该领域德高望重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加善待所谓的名人,宽容名人,名人也就是所谓的凡人,不过是在特定的领域里有一些成就,在某个方面和某个领域里,有一些君子的成就而已,不会求全责备,更不会因为其一点点的道德过错,而一棍子打死,而对于真正的流氓,人们则不会无原则的宽容,期待其浪子回头金不换,而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给其以相应的惩罚,使其回归社会,尊重正常的秩序。
2004年,名人纷纷出事,有人看到了混乱的秩序,笔者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新秩序。在新的秩序中,我们可以期待,人们将自己来通过努力以凡人见君子,而不再将所有的光环奉送给名人,也不再将所要期待加诸名人,更不会苛求名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名人,人们有的是正常的宽容,正常的期待,正常的努力。这样的社会,或许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道德,但社会本身将更加道德,每一个人也将更加自由,更加遵守法治,更加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自然,这也就是一个更为人道的社会。
(2004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封面文章)
 
更新日期:200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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