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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学者在现有的争论中对自己不够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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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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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

  2004年9月4日下午2至5时,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纷纷就效率与公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郎咸平顾雏军就格林柯尔是否在“国进民退”进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先是张文魁与郎咸平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展开了正面交锋,继而是张维迎抨击郎咸平是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为敌,随后吴敬琏许小年也在深圳主动做出了对郎咸平观点不尽同意的回应。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争论本身更已由“郎顾之争”发展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同样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不时提起但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

  最新召开的这场研讨会表明,此番论战的焦点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中效率与公平的理论高度。

  而我们也注意到,出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大论战中官方声音始终付诸阙如。

  本次研讨会由《外滩画报》副总编辑陈涛主持,出席会议的专家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侯若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

  以下为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讲话者根据速记稿修订):

  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刚才孙老师说的都很有道理,非常同意。我对其中一个判断有一些疑问。这就是中国社会已经烂掉了,或许已经烂掉了,但这样的判断没有政策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采取行动的,或者消极等待命运,或者就重新改造社会。与此类似的很多判断,比如国有企业都被人侵吞了,民营企业都有原罪,处级以上干部都腐败了,被毙了一点都不冤枉,记者和一生都拿红包。这样的判断,或许是有意义的,但由此判断推导出的政策,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走向革命,彻底清算,重新来过。但这样做,并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郎咸平的判断中,有些是正确的,但从个别判断一下走到全称判断,对民营资本进行全面清算,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并不是好判断,也不是好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违法行为的“清算”,应该是司法过程的清算。以司法的正义,取代道义的正义,以司法的程序,来取代革命的程序,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我想,在对企业家的违法行为方面,无论是外来的企业家,还是国营的企业家,都应该与民营企业家一样,受到各个方面的严格监督:侵吞国家资产,就对其进行公诉,如果侵害公民利益,则让其通过主张损害赔偿的形式对其提起民事诉讼。

  当代中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人认为是学者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我过去也这样认为,但现在认为,要在快速变革发展时期有学术创新,并得到认可,是非常困难的。学术往往从争论中发展起来,但争论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有学术的争论,有意识形态的争论,还有政策意义上的争论。对学者来说,学术能力,主要体现在学术理论能力方面。如果相关的事实、政策和价值非常具有争议,其所选择的问题就不适合反映学术研究的明晰性,往往因为非学术的争论影响了其学术能力被认可的可能性。比如,我在美国的一些同行花了13年的时间研究警察的问题,而警察问题在美国是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不管学者如何研究,事实、价值和政策都存在争论,其结果是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后来转而研究水,水的争论要少于警察,其学术方面的争论很容易与其他各个方面的争论区分开来,其学术价值也就很容易得到认可。现在,因为水的研究很有成就,这些学者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争论,唯一没有争议的事情是,在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路多了,宽了,好了,高速公路到处都是,人们的口袋鼓起来了,过去可口可乐很贵,是奢侈饮品,还有人收藏瓶子,现在已经大众化了。过去出租车是奢侈用品,出租车司机1800块钱一个月收入,过去是富人,现在打的已经成为日常消费,出租车司机也成了普通人。

  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事情,大家都在做,但是什么原因,却所知甚少。就像生孩子一样,每个人都会,但怎么生的,没有人能够说些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很多争论,在学术上的价值,只是否定了一些学术结论,比如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基督教文化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有些结论是明显的,如中国的发展,是因为最近20多年里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也有发展,政治也在变革。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社会转型,实施政府治道变革,发展政治文明。我是专门研究政府问题的,着眼点在政府治道变革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有关郎咸平的争论,是属于市场经济问题的。

  回到市场经济上,我们会发现,刚开始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是在发展中突破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之间的内部竞争可以改善效益,但是没有做到这点。接着认为产权中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划分是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关键,但是政企分开,不是出现所有权缺位,就是政府控制企业过死,也没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后来认为在多种所有制外在的压力下或许能够迫使国有企业非常有效,但结果是国有企业份额越来越小,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国有资产终于成了问题,先是财政问题,接着是金融问题,然后是股市问题,慢慢地又变成了政策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国有企业先吃财政,财政受不了,通过拨改贷,改吃贷款,银行受不了,贷变投,贷款又变成投资,贷款和投资收不回来,自然就成了呆坏帐。银行受不了,股市正在好得不得了,国有企业上市,但故事非常敏感,出了一些问题之后,萎靡不振。国内股市不好,就到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比较规范,国有企业本身缺乏力量,最后政府不得不用政策来确保国有企业的力量,国有企业又变成了政府政策的负担。

  国有企业原来是国家经济的栋梁,现在成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探索政府与国有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政府必须要有国有企业吗?

  我们发现这里存在着两种观念,一种是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观,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观。在计划经济里,国有企业本身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也是国有企业的组织部分。有了国有资产,政府不需要有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收利,不是征税。在市场经济里,国有企业的地位比较不明确,因为政府是公共权力,对所有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样的,都要征税,并根据税收来提供公共服务。对经济来说,政府承担宏观经济功能。如果政府又要挣钱,又要承担宏观经济功能,其角色就有严重的冲突。当国有企业量非常少的时候,这种冲突不明确,但当国有企业量较大的时候,这种冲突就非常明显。结果是,国有企业以及相关的国有股份,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不明确。在不明确的政企关系框架中,在比较尴尬的两种角色的冲突中,国有企业的效率前景非常不明朗。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中,国有企业即使短期里有效益,但长期来说,是缺乏效率的。国际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效益好的前一百家企业,10年后效益基本不好。

  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判断,具有相当的模糊性。比如,假定有一块国有土地,市场价值100万块钱,假如政府经营得不好,最后只剩10万块钱,还欠了好多钱,如果不拍卖,不知道会欠多少钱。最后决定拍卖,价格10万,或许因为不规范,价格是10万以下,甚至可能是1万元,当然说起来有很多理由,因为拍卖的时候还附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接受用工安排,不许让职工下岗等。在随后的经营过程中,可能有很多情况,有些情况下是第一个人就经营得很好,有些情况是过了无数次手后,才经营得很好,但不管如何,最后的结果是这块地经营后的资产是10个亿。这10个亿,你会认为,有多少是国有资产?到底多少是通过经营得到的资产?如果一开始存在违规行为,如何清算?如果后来的市场过程比较简单,还好办,但后来的市场过程非常复杂,这块土地经过无数次再转手,又如何清算?如果刚开始的拍卖价是1万,合理拍卖价是10万,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了9个亿?在这10个亿中,国家每年税收几千万,而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税收。这时国家资产增值还是保值了呢?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或者市场化再经营的过程,在总量上也是一个增值的过程,据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量已经达到了50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相互夹杂。有些是规则意义上的合理和不合理,有些是发展意义上的合理不合理,有些是传统理论意义上的不合理,有些是现代市场理论意义上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郎咸平有一点说得很对,由于法治不健全,我们很难用法治的方法去清算其中的不合理。如果对过去不合理的东西很难用法律的方法进行“清算”,算了,在未来,如果依然法治不健全,继续很难清算,市场经济将出现很大的问题,其发展就缺乏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如果不仅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民间资产也流失,就会导致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导致市场经济缺乏社会政治基础,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并进而危及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的警告还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看到,在这个不尽合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整个经济在10多年里从1万个亿发展到了10多万个亿。这个发展的成果,是不可抹煞的。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否则国有资产就无法正常地参与市场,成为市场发展的一部分。就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我们不拍卖不良国有资产,这部分资产就是“死资产”(dead capital),就不会有后来的10个亿。

  政府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应该尽可能脱手,否则政府的角色很容易错位。在经济问题上,政府应该不进入竞争性的风险行业,顶多进入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当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公共事业和服务业的民营化。现有的国有企业,应该尽可能脱手,不仅对转变政府职能有好处,也对完善市场经济有好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不同的策略。比如现在股市有10万亿的容量,政府有10万亿的不可流通的国有股。社会股市总量是20万亿。政府如果贸然把10万亿股份抛入市场,股市接受不了,缩水,结果整个股市变成了1万个亿。总量损失19万亿,国家得到了收入5000亿。从静态来看,国有资产流失了9.5万亿。股民损失了9.5万亿。从长期来看,解决了死资本的问题,但要恢复股市的信心,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做的代价显然太大了。显然,破坏性的民营化,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虽然不能停止,选择正确的路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国有股的民营化,在股市不稳定的情况下,在股市之外的民营化就要比股市之内的民营化在宏观上要有效得多,虽然这一进程要复杂得多。这样,既可以保护股市,同时也可以盘活国有资产。

  当然,如果仅仅涉及到效率问题,就好办了。国有企业作为公共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效率问题,还涉及到成本和效率的分配问题。我刚才从上地到这儿来,发现从京昌高速上五环路去机场要等很多时间,原因是排队交费,每个人排队要等上半个小时以上。在这一进程中,高速公路收入5元,而乘客和出租司机支付了很多时间成本,和汽油等成本,其中有些人还有其他成本,如养蜂的人热得把蜂箱都打开了,蜜蜂出来了,回不去,有几个拉菜的车上都是蜜蜂,这也是损失。这时候,如果国家不收费,就意味着高速公路贷款无法回收;如果收费,就让社会承担高额成本。高速公路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是背离的。社会效率往往与公平有关,个体效率往往与资产的经营效率有关。五环路因为公平的关注压倒了效率的关注,不收费了,但五环路的136个亿的贷款也就只好晾在那儿了。国有资产的经营也是一样的。其中的争论,往往不像私人企业,只涉及效率问题,如果存在公平问题,也就是环境污染等问题,可以通过具体的公共政策使其内部化的。但国有资产的公平问题,很难通过具体的政策,让其能够得到内部化。

  下面根据研讨会的要求,来简要地讨论三个问题:

  先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讨论中,有关效率,估计没有什么疑义,但有关公平,却有很大的疑问。在我看来,效率是经济上的概念,大家的钱多了就是效率,个体量、总量多了都是效率。公平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可接受性的概念。可接受的,是公平的,不可接受的,是不公平的。萨达姆的审判不可能是公平的,因为总会有争议,有争议,就很难是公平的。有些争论,很难有结论,这样的争论,更不可能是公平的。比如,有关机动车撞人负全责,还是撞了白撞的争论,过去否定撞了白撞,现在反过来反对机动车撞人负全责。为什么?因为两个事情,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有人不支持,不认可,不接受。扫黄问题也一样,一边要扫黄,一边要防病,扫黄扫而不尽,导致疾病传播;疾病传播需要人性化扫黄,人性化扫黄,导致扫黄不彻底,还有鼓励黄色产业之嫌疑。这势必给公共政策带来摇摆。也给价值上相互不一致的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挑战。

  公平问题是争论问题,就很难是科学的。当然,即使是科学的,也是带有不确定的。或许是这一原因,科学家只负责建议,不承担责任,实际上也无法承担责任。不过,讨论公平的时候,有一点需要区分,公平并不意味着平等,效率也并不意味着不平等。效率可能是公平的不平等,也可能是公平的平等,可能是不公平的平等,也可能使不公平的平等。而公平,可能是不平等,也可能使平等。如果涉及到不平等问题,我们会发现,效率与公平还是有一致性的,也就是说,市场效率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但如果是充分竞争的,如果是依靠努力得来的,这种不平等是公平的,这是效率的公平的不平等。当然,有一部分人无法参与竞争,或者在竞争中彻底失败了,社会也需要给其一个公正,给其一个新的机会,至少是最低的体面的生活保障,这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公平的再分配问题。当然,郎咸平所说的不公平,可能还存在一个程序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存在着很多程序的不公平问题。这一点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而且需要在技术上、政策上加以完善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转型社会的权力与财富问题。在社会中有很多好东西值得追求,有些人喜欢权力,有些人喜欢财富,有些人喜欢知识,有些人喜欢美德,有些喜欢审美享受。改革过程中,这些东西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东西也对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开始的时候,是权力博弈的过程中进行的。正是文革后政治权力格局有利于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出山,中国才启动了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什么争论,即使有争论也被政治性的技巧抵回去了。改革进一步的推动力是财富的持续增长。每改革一次,改革的动力增加一分,阻力就减轻一分。而且钱多了,粮食也多了,过去天天抓粮食也吃不饱,现在耕地少了,不怎么抓粮食了,大家还天天吃大米饭,这是很奇怪的事,却是事实。权力和财富的博弈选择改革,并推动改革。在这个进程当中,知识的力量开始的时候几乎不起作用,后来逐步在加大,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很好的去理解现有的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摸着石头过河,说明就知识不足。本届政府开始,知识的力量越来越大,开始纳入政府决策;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也通过以人为本,纳入了政策的基本考量。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除了权力与财富的博弈之外,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个人权利加入其中。

  第三个论题是有关学者的作用。学者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知识越来越替代权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学者应该是谦虚的。学者的力量太大,往往会把学问的明晰性和概括性带到实际政策领域,可能会影响政策的多样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一出来,与单中心的政府运作相结合,导致整个政府运作,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运作,都为了内需不足,或者控制通货膨胀,控制经济过热。提高农民收入低、提高学生收费、高校扩招、节假日安排,都是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这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宏观调控化,这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是经济学家,如果将来政治学成了显学,什么问题都政治化,通过政治权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成了文革了。一个社会是复杂的社会,需要复杂的程序,复杂的制度,来多中心地界定和理解问题,通过多中心的努力,体现社会中的多样化的价值,和多样化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里,学者的责任心应该有,应该为公立学。但也不排除学者给人家当律师,当经济分析师,当政策咨询师,这是为私立学。经济学家大概也是有两种,一种是为公立学,一种是为私立学。作为一个学者,我的生活准则是“读书、学习、思考、生活”,人生态度则是“人道、宽容、谦虚、幽默”,在学问上则是“坐而论道,为公立学”。

 
更新日期:200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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